（任文启  甘肃政法大学）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组织下，迅速汇聚成一支庞大的行动力量进入抗疫一线，开展线下防控与线上支持，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2.23”讲话之后给社会工作专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界一方面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另一方面继续躬身抗疫一线尽社会工作专业的微薄之力。虽然前不久吴世友、何雪松等学者在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范畴内谈论疫情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定位，但目前总体的防疫工作依然还是以行政体制为主导的“国家动员”模式，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嵌入”、“汇入”，还是“融入”，在效果上都是一样的，均是国家动员的各种力量范畴内的一枚螺丝钉，也均需要在国家动员的框架和逻辑下进行的。

国家动员的特征，简言之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即可以举全国之力，在物资资源、医护力量、管控布防等方面实行国家调配，比如全国优势资源挺近鄂中，医护力量分批次驰援湖北，“一省包一县”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办大事”即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回应最紧迫、最重大的群众关切，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社会问题。国家动员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体制主导”。所谓自上而下，就是站在国家或国际层面考虑全局，逐级制定方案、安排部署和遵照执行。所谓体制主导，就如大家所看到的，动员的主体以行政官员、党政干部、军队医护等体制内力量为代表，动员的方式是命令式和行政激励式的，比如“多长时间内没有实现何种防控目标就要撤换行政负责人”，“考核干部要看此次抗议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有危险任务党员优先”，“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收治”等等。国家动员在此次抗疫中是有效的，是结构性力量，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一贯的体制优势。社会工作力量参加抗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语境的。

就具体行动而言，抗疫开始之后，我们听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一安排，组成了一个由社会工作师和心理咨询师牵头的社区抗疫督导团队（作为八个督导组中的一个），对口支援湖北黄冈。在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面对基层抗疫的实际问题时，我们感受到了基层治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家物资可以有效达到湖北，这些物资如何迅速、有效地分配到每位抗疫战线的工作人员手中？各社区需要救助、隔离、检测的人员如何有效对接到医疗资源？以及到社区防控的严控阶段，如何使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有多样的生活需求，又如何通过行政管控得以满足？国家的每一个数据都来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天的表格都填不完，这些数据如何保证真实有效？基层的工作人员的核心任务究竟有哪些？所有的任务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而言，除了薪水、专业、资源和任务面临压力之外，还有诸如职业暴露、行政考核、体力透支、心力俱疲等问题，均在此次抗疫行动中纷纷呈现出来。我们也看到报道，此次抗疫过程中，已经有53名社区工作人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53个因公殉职的社区工作人员身后，不仅有53个家庭，更有成千上万个面临同样问题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由此抗疫看出，越是顶层的国家动员，就越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挑战，平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了防疫的关键时期，基层不仅“压力山大”更是真的都在“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