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展工作在香港开始发展，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年。在香港,所谓“外展青年”指的是那些不愿受家庭、学校或工作的约束,经常成群结伙地流连于街头、运动场、娱乐场所、消费场所等公共场所的青年,亦称“边缘青年”。

“街头摘星计划”容桂街道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项目自2015年1月1日启动，是佛山市首个补救性的青少年夜间外展服务，专责为13至18岁居住在容桂街道的青少年，尤其是两类重点青少年群体——“闲散青少年”和“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提供预防违法犯罪服务及补救性服务。

对比两岸青年外展工作的服务群体，虽然界定名称不同，但在群体特征中却有着较大的重合性。

因此，“街头摘星计划”项目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亦不断学习香港的外展工作模式，结合本土青年的文化特征，搭建适合本土青年的外展工作模式。

项目透过“超前预防-临界介入-矫正预防”的三级预防服务模式，联动街道教育局、司法所、团委、社区民警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为青少年开展普惠性的超前预防教育，为重点两类青少年开展临界介入，为有需要的社矫青少年开展社区矫正辅导。

个案工作属于三级介入模式中矫正预防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对象大部分是已陷入高危处境的青少年对象，如已辍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参与打架斗殴事件等。

针对高危的外展青少年，社工就着在个案跟进中的探索，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 主动出击

外展青少年主动求助的意识薄弱，若社工期望案主主动找上门求助则机会渺茫。从外展青少年自身的角度看，他们往往不认为自己处于高危处境，对于自我的认知和行为的判断都存在偏颇。

因此，社工发掘外展个案往往需要主动出击，发掘外展青少年的潜在危机。例如，通过开展外展青少年喜爱的打边炉活动，在活动中穿插话题互动，通过观察外展青少年在活动中的言行判断其可能存在哪些危机，并在活动后就着观察到的内容深入挖掘，引导青少年思考自身处境隐藏的危机，推动其发展成为案主。

另一方面，在日常维持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中，外展社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对服务对象状态的敏锐触角，从服务对象的言行、动态中揣摩服务对象可能陷入的处境。

当服务对象在言行或线上动态中表露出难过，希望他人关注、愤怒等强烈的情绪信息时，社工要把握时机，进行关怀和介入，打开青少年的话匣子。

案例：小徐和小张一对情侣参与社工开展的煮食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徐活动中途离开，在一旁接听电话，言语情绪亦十分激烈，当中出现“报警”、“不回来”等字眼。

挂断电话后，小徐随即蹲在一旁默默哭泣。社工立刻介入了解，得知小徐与家人在电话中发生争执。

社工安抚小徐情绪并了解事情经过，得知小徐因为与小张的恋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而闹僵，小徐亦已经离开家中和小张搬出来独自租房居住。

小徐家人因此报警，而警方要求小张在今天内到派出所报道交代事情的经过。社工得知该紧急情况，将活动移交协助社工带领，随即陪同小张前往派出所报道。

事后，社工评估到两名青少年除了有早恋和潜在的性危机行为外，亦同样存在家庭矛盾突出及存在辍学风险等危机，籍借此次机会，分别二人单独开案跟进

二 走出个案室的大门，随机应变

推动外展青少年主动成为案主很难，但同样难的是保持其案主角色，和持续改变的动力。

外展青年不喜受规范约束，往往对于坐在面谈室内中规中矩地面谈非常抗拒，若社工过分强调传统的面谈方式，往往会错失与案主开展面谈的时机。

因此，与外展青少年的面谈很多时候需要走出个案室的大门，在保证私密性的情况下，在路上、奶茶店、街边或其他单独相处的场合进行面谈。

相较于传统的个案室面谈，室外的场所令外展青少年更为放松，更容易放下戒备。另一方面，外展青少年具有的不确定性，需要社工应当下的情境灵活转变跟进方式，做到及时介入。

案例：案主小何深夜被友人叫去帮忙打架，但去到现场发现对方人多势众，不敢加入，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微信上向社工求助。

而当时已经是深夜10点半，社工亦已经不在站点。社工透过微信电话联系案主，了解案主的的情况，并劝说案主不要介入，离开现场。

社工亦同时联系社区警长，告知有街头群架的情况，请警长加强巡逻。案主在社工的不断引导下，决定离开现场，返回家中。

而在案主回家的途中，社工每隔半小时与案主联系，确保案主的安全，直到案主返回家中，才结束与案主的联系并在第二日再次约见案主面谈